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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屆惠園國際問題青年學者峰會 ——“疫情沖擊背景下的國際秩序:變化、挑戰及應對”在京成功舉行

        2021年6月19日,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主辦、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承辦的第四屆惠園國際問題青年學者峰會——“疫情沖擊背景下的國際秩序:變化、挑戰及應對”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來自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蘭州大學、同濟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外交學院、四川外國語大學、大連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暨南大學、湘潭大學、華僑大學、山東政法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等國內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二十余位中青年專家與會并進行交流討論。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戴長征教授在致辭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對國際秩序帶來了巨大沖擊,使原有的一些不合理現象更加突出。比如,一些大國本來應當在應對疫情中承擔更大的責任,但現實卻是霸權國變得更加霸道,只知道“甩鍋”其他國家,沒有表現出任何責任。過去,人們常說西方國家是“民主”、“自由”的燈塔,但疫情暴露出它們內部非常大的問題。另一方面,人們在疫情中也看到一些積極力量,比如中國就為國際社會抗擊疫情做出了很大貢獻。黨中央提出“四個自信”,就是要在我們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中挖掘切實有價值、值得思考的內容,把它們講給全世界聽。在新的發展階段和新的歷史時期,中國更需要開放,需要同各國合作。這就要求中國尋找全新的合作模式,充分利用好“一帶一路”,而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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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深入探討新冠疫情對世界政治經濟帶來的影響,進一步明確中國在后疫情時代對自身的戰略定位,研討會圍繞“疫情沖擊背景下的國際秩序及演變”、“疫情沖擊背景下的大國競爭與博弈”、“疫情沖擊背景下的全球與區域治理”、“疫情沖擊背景下中國外交戰略及應對”四個單元展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李志永、王宏禹,中國網新聞中心副主編李小華以及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邱昌情分別主持了上述四節討論。

        在第一單元關于“疫情沖擊背景下的國際秩序及演變”的討論中,蘭州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曾向紅教授結合批判地緣政治理論,指出美國對亞太戰略的構想類似于“L”型,它不是明確的圍堵。印太戰略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中國的戰略圍堵,它構成了一個“半嘴型包圍圈”。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戴維來副教授指出,從中等強國可以在全球治理中扮演催化劑角色,可以構建出中等強國的合作網絡,形成彼此支撐和合作空間。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毛閏鐸從生產要素分化和重組的角度解釋了美國貿易政策的變遷,并對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美貿易政策變化的根源進行了分析。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章遠研究員則結合新冠疫情,分析了這一事件對于中東地區政治與安全形勢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任琳副研究員則認為,技術變遷會影響霸權國對于威脅的感知。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姚璐教授指出,跨國數字治理和國家安全之間存在悖論,事實上二者也很難調和。

        第二單元關于“疫情沖擊背景下的大國競爭與博弈”的討論中,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左希迎在發言中指出,拜登政府對中美競爭的定位是“極度競爭”,明確提出中國是唯一能挑戰美國的對手。在行為方式上,美國借鑒了冷戰時期對蘇聯的整體戰略,而中美競爭的性質是維護和反對霸權的博弈。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副教授劉建偉結合產業鏈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分析了稀土在中國對外經濟戰略中的作用。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郝詩楠副教授指出,在面對國家間政治沖突時,跨國公司往往需要在母國和東道國之間二選其一。華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黃日涵副教授認為,在面對新冠疫情沖擊時,“一帶一路”還需要進一步推進,同時也要注意塑造中國的國家形象,防止其他國家對中國“污名化”。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戚凱副教授指出,全球化是導致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主要推動力,而這又進一步牽制了全球治理向前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一飛認為,在未來的大國競爭中爆發軍事沖突的概率很低,而大國解決新問題的能力將決定它們是否可以在競爭中取勝。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員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騰軍指出,當前大國競爭呈現全領域化態勢,這使地區作用更加重要,但現有國際秩序也仍然具有任性,短期內不會走向消

        在第三單元“疫情沖擊背景下的全球與區域治理”中,大連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薛曉芃教授認為,新冠疫情反映出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的退化。它動搖了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衛生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也降低了國家的安全感知。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宋國華副教授則以重慶為案例,分析了內地在構建互聯互通中的戰略價值。外交學院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牛仲君副教授指出,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治理的脆弱性,未來的全球治理主要主體仍然會是國家政府,因為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大規模調動社會資源。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講師楊璐結合數據,指出新冠疫情并沒有使印度執政的印人黨陷入危機,反而該黨在很多邦的支持率有所上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趙洋副教授則結合國際關系理論,分析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解決全球治理赤字中的重大意義。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博士生劉文龍則以區塊鏈為例,指出“加密民主”并非改善選民信任的完美途徑。

        在第四單元“疫情沖擊背景下中國外交戰略及應對”中,暨南大學21世紀絲綢之路研究院院長助理、國際關系學院賀喜副教授認為新冠疫情導致中國同拉美國家關系出現不確定性,為此中國需要關注中美拉大三角關系以及“大陸-臺灣-拉丁美洲”小三角關系。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黃振乾副教授指出非洲是中國對外援助的重點地區,而這些援助更有可能流向經濟發展相對較好而非資源密集地區。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徐嫣然博士認為盡管拜登政府希望以環保為理由為美國油氣公司樹立一些規則,但也面臨很大阻力,未來技術控制權遠比資源控制權重要。山東政法學院公共管理學院楊吉平博士結合具體數據指出盡管新冠疫情對中俄經貿關系產生了一些影響,但地緣政治因素才是導致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許善品副教授認為,制度威脅和對地位焦慮是導致澳大利亞近年來對華政策變化的主要原因,因而中國需要重塑澳大利亞關于制衡中國的成本-收益預期。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政黨外交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宋文龍博士則結合中美大國競爭和新冠疫情等現象,指出當前中國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當中,而中國則需要把做自身事情做好,鞏固好國內基本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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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王波在總結發言中指出,學者們要擔負起引導國家輿論和向國家決策者提供政策建議的責任,以便積極正確地引導國家政策。在本次研討會上,學者們提出了很多深邃的、高屋建瓴的觀點,而這也是國家未來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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